根据该院1952年5月21日的裁判，[2]对法律规定的解释有决定性意义的，在字面意思中以及在其所处的意义关联中，是规定表达的立法者的客观意志。
应该明确，这种冲突审查只是效力裁决的准备阶段而非裁决本身。其三，从《立法法》第94条和第95条中……不一致时，由……裁决的文面表达来看，也是先有不一致这一基础因素，才有之后的裁决。
即在变通法效力范围内，该冲突的适用规则是变通法优于基准法。参见沈娟著：《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三）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张晗：《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冲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即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地法与其身份地法存在地际冲突，适用行为地法。
送请裁决的法律冲突限于三类特殊法律冲突，且均应以不能确定如何适用为送请前提。[38] 参见余文唐：《法律冲突三大适用规则关系论——兼论新普旧特法冲突的适用模式》，载《法官文丛》（中国法官协会主办）2008年第1期。这些工作方法或是被用于通过逐步地精确化或者修正工作建构和审查规范性大前提，或是被用于基于论题学式展开方式探索问题趋向性的处理手段,或是被用于为判决文本找到就功能而言最为有用的行文结构和论证方式。
如其文字表述所示，《基本法》第八章的规范区域，[47]或者涉及司法规范的规范区域，[48]可以说是完全为法所创制的，故而与基本权利和宪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区域[49]相比，它们能够在规范文本之中获得更为详尽和可靠的表达。如果教义学超出了此种直接的规范关涉性，且含有的是自身特有的教义学型构（dogmatische Figur）、建构、体系化以及不具备规范依据、自由发展出的概念和概念关联，那么它就与处理技术层、宪法政策和理论上的要素一样，只能在方法论上极为有限的辅助功能上,对于待建构之裁判规范起到启示精确化的可能性、限制以及阐明内容的作用。此外，此种发挥着作用的前提条件还表现为对实际联系的认识、经验数据，以及主要是法理、宪法理论、国家理论上的观点、追求和实际内容，并由此表现为各个具体化过程被预先施予的诱导性力量。自由主义-法治国和民主的宪法在德国的历史不长，德国宪法司法裁判传统的历史则更短。
[82]实践中的调和原则所要求的对所有牵涉其中的规范和受保护法益进行优化处置，并未得到正面的描述，只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被表述出来。例如，在学术文献中人们基于诸如高阶共同体法益《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上的一般性宪法保留基本权利滥用基本权利的价值权衡等口号，在有悖于条文文义，以及有悖于《波恩基本法》基本权利篇章的情况下，试图为无保留保障的基本权利配置形式化的限制，因为就这些观点而言，这种做法必然应被视为是立宪者所欲求的。
如此，将法学方法问题仅仅局限于司法裁判和法学研究的藩篱就被打破了。宪法释义仅在极小的范围内（例如合宪性解释原则、结果的功能适当原则）是独立的，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传统释义手段的特例。意志教条起源于潘德克顿学派，早期的实证主义国家法学特别是盖尔博和拉班德，从中继承了它。基本权利特别需要在规范区域中获得根据。
[51]由此可见，法规范是有现实印记的秩序模式（sachgepr?gtes Ordnungsmodell）,是在语言层面通过法律命题表述出的法律共同体之局部秩序的约束性方案。在宪法规定中，规范区域通常极富辅助意义，对于具体化具有关键作用。此外，此种要求与宪法规范力标准一样，均属于严格意义上宪法政策层面的要素。宪法涉及的是国家共同体及其整个法秩序的设立。
[11]该院认为字面意思是可以绕过的，假如解释意见能够更好地符合宪法的价值决断。因此宪法的裁判实践具有示范性认识价值。
为此，可以将联邦宪法法院公布的裁判当作联邦德国宪法裁判方面的典范代表。宪法方法及其论辩方式适用于所有以宪法为准绳的国家机关的行为。
就由不同的工作结构决定的程度而言，法律实践虽然并未被课以详尽地开展诠释学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义务，但其负有追求形成具有如下秉性方法的任务：一种能够使有裁判重要性的规范性尺度的意涵，这些尺度涉及的案件要素的意义以及裁判的合理性得到理性化呈现，且使它们具备可审查性。就传统的眼光来看，在那些联邦宪法法院于现实中而非规范中提炼的判决或者论证要素方面，传统解释要素的可能性、反思水准与该院实际践行之事物之间的差异显现得更为明显。然而，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那些毫无问题的情形中，也即在宪法规范只作为审查规范与法律规定相比较、且该法律规定之具体化本身并未引入宪法因素的情形中。如果宪法统一性原则要求了这样的任务，那么与其认为这个原则具有严格方法论层面的属性，倒不如将其认定为一种宪法政策性要求。更确切地说，历史释义和发生史释义是体系释义的子类。依据这种立场，当且仅当在法律本身也即在法律的文本中，获得了足够清楚明确的表达，所谓立法者的意志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方得采纳。
此种实用主义无保留地表示秉承传统的释义方法，而在任何实践失灵的情形中不经任何论证就摆脱它们的约束。揭示此种关联，需要对有着体系性联系的规定的规范区域进行分析。
对于这个学派而言，宪法规范和制度不得与历史的和当下社会的实际状况存在实质的关联，此关联有可能在基于某种方式发挥作用的实质内容中重现。基于字面意思的解释（语法解释）、基于关联的解释（体系解释）、基于目的的解释（目的论解释），以及基于立法材料和发生史的解释（历史解释），功能在于探明立法者于制定法中客观化之意志。
在1958年1月15日的吕特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将规定基本权利的客观的宪法意义理解为客观价值秩序或者价值体系之设立，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在社会共同体中自由发展的人格及其尊严[27]。[71]对于功能适当要求而言，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合理的分殊化处置，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具体化要素的可控性。
此外，学术文献也不仅仅只是在处理基本权利的问题上，将为数众多未经方法论反思的考察基本权利的以及宪法其他规制领域的理念，引入得出结论的过程之中。人们在法律实践中十分清楚的是，即便在这些地方困难和不明确性也是无法避免的。这与认为规范本体性地存在于规范文本之中的观点迥然有别。此外，针对一个应在个案中得到贯彻的规范，可在规范区域之要素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可在处理技术方面对其进行相应处置，可在教义学、宪法理论层面对其做出判断，以及在法或者宪法政策层面对其进行评估。
例如在冲突情形中，发生史结论必须退居语法和体系性结论之后，因而发生史要素与其他具体化要素是地位相同的。[57]法规范将要调整的未来实践案件是一个不确定的、在未来穷尽不了也不可穷尽的全体。
这样的方案主要是以理论上的洞察力，以及基于自身对司法、立法、行政和学术研究实践之观察获知的具体化要素之理论性关联，作为自身的立足点。实际区域、规范区域和规范纲要的区分，就具体案件的特性对此三者做的进一步细分，以及基于这些结构概念开展工作，既不能确保做出正确决定，也不能替代传统和新生的方法论辅助手段。
由于只能依赖语义的展开和评析，其客观性也是极为有限的。（二）规范具体化的要素以来源为标准，可将具体化的要素分为两类。
与体系解释相似的，一方面是对其他或者持有其他立场的判决意见和学术意见的考察。法学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刻意凸显其与自然科学的界分，而是更为关注法规范的实质特性，及其特殊的规范性。这使得体系性方法更为复杂。有疑义时，发生史结论应该逊于语法和体系结论，这是有规范性依据的。
前述方法应该有助于将规范内容表述为大前提，以便在后续工作流程中能够将生活事实作为小前提归入其中。在具体化宪法和宪法下位法秩序的框架中，这样的程序无法满足法治国家原则提出的、实际上可以满足的、法学上客观可控的裁判行为以及论证过程之要求。
[3]基于此种压制历史和发生史释义方法的立场，该法院只是在源于立法材料的论据和源于语法、体系和目的性（本质上是历史的）释义的论据之间，就各个理性的和本质上可复核的释义标准的等级序列问题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其方法必须使形成决定行为的过程、展现性的论证行为被切分为足够小的思维环节，以便为规范相对人、规范影响人、国家职能部门（例如各级法院和宪法裁判机关）以及法学界的控制性反馈开辟途径。
规范文本不是法律，只是法律的形式。法被误解为一种自在的、仅嗣后地与历史实际发生关联的存在。